萨莱把难民编成队，每一队前面是扛著炸药包的男人，中间是抱著孩子的妇女，最后面是端著机枪督战的嫡系。
  第一批“肉盾”被驱赶上阵地时，是自从恩加伊进攻发起后的第四天清晨。
  恩加伊在指挥部里一夜没合眼。
  前一天的进攻又折了一个排，萨莱把重机枪阵地往前推了三百米，交叉火力覆盖了村子南边最后一段有树木遮挡的开阔地。
  拉莫尔组织了两个军工组，趁夜色摸到机枪阵地附近，想用手榴弹端掉它。
  但萨莱的人早有防备，在机枪阵地周围布了绊雷，军工组还没摸到位置就触雷了——三个人炸断了腿，一个人被弹片削掉了半边脸，拉莫尔亲自带人把他们抢回来的时候，血拖了一路。
  恩加伊揉了揉眼睛，端起搪瓷缸子想喝水，就在这时候，前沿观察哨的电话响了。
  “报告！敌人……”
  电话那头的声音抖得厉害，
  “敌人把老百姓赶上来了！”
  恩加伊的手顿住了。“多少人？”
  “看不清……起码三四百……有老人，有女人，有小孩……”
  “他们拿著武器吗？”
  “扛炸药包的……有，但还有抱著孩子的……走在最前面的，扛炸药包，后面的……后面有拿枪的，在督战……”
  恩加伊放下电话，转身看著墙上那张已经被翻烂的地图。
  村子南边那段开阔地，没有任何遮蔽。
  他们的机枪阵地设在一条乾涸的河沟后面，河沟前面是一片两百多米宽的平地。萨莱的人几次想从这里突破都没成功，因为无遮无拦，衝过来就是送死。
  现在，萨莱给这片无遮无拦的平地铺上了一层“肉盾”。
  “怎么办？”
  拉莫尔站在他身后，声音紧绷。
  恩加伊没有回答。他抓起望远镜，快步走出指挥部，沿著交通壕跑到前沿阵地。
  阵地上的战士们都已经看见了。
  两百多米外，黑压压的人群正朝这边涌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扛著炸药包的男人，他们衣衫襤褸，面如死灰，眼睛直直地盯著前方，像行尸走肉。中间是抱著孩子的妇女，哭喊著、踉蹌著，有的孩子在大哭，有的已经没了声音。
  最后面是一排端著步枪、穿著杂色军装的萨莱嫡系。
  他们不紧不慢地跟著，枪口指著前面的人群。
  “连长，打不打？”旁边一个年轻的机枪手声音发颤，手指扣在扳机上，指节泛白。
  连长没有回答。他望著恩加伊。
  恩加伊望著那群越来越近的人。
  望远镜里，他看见最前面那个扛炸药包的男人，大约三十来岁，满脸尘土，嘴唇乾裂，眼睛里没有光。
  男人的身后是一个抱著婴儿的妇女，婴儿太小，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偶尔发出一两声微弱的哼唧。
  这是萨莱从周边村子抓来的老百姓。
  电话响了。
  二营长在电话那头吼:
  “政委同志，我们这边也有！好几百人，正往阵地上涌！怎么办？你倒是说话啊！”
  恩加伊握著望远镜的手微微发抖。
  “不许开枪。”
  他说，声音很轻。
  “什么？”二营长没听清。
  “不许开枪！那些人是老百姓！是萨莱抓来的老百姓！”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一声沉重的嘆息。
  “那怎么办？让他们衝过来？扛著炸药包衝过来？”
  恩加伊没有回答。
  他放下望远镜，转过身，望著拉莫尔。
  “让一营和二营，交替掩护，后撤两百米。
  撤到河沟后面的第二道防线。”
  “撤？”拉莫尔瞪大了眼睛，
  “撤了，萨莱就会趁机衝上来。
  到时候別说第二道防线，第三道第四道都不一定守得住。”
  “不撤，你让同志们开枪打老百姓吗？”
  恩加伊的声音突然拔高。
  拉莫尔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他知道恩加伊说得对。
  开枪，正中萨莱下怀。萨莱巴不得共產党军队对老百姓开枪，这样他就可以在广播里、在传单上、在每一个被他控制的村子里说:
  “共產党杀老百姓了！共產党和殖民者一样，不把非洲人当人！”
  但他也知道，不撤，扛著炸药包的老百姓走到阵地上，引线一拉，大家一起完蛋。
  “撤。”恩加伊说，
  “我负全责。撤到第二道防线，依託河沟组织防御。
  老百姓衝过来，用身体挡，用喊话劝，用手拦，但绝不许开枪。”
  撤退在十五分钟內完成。
  机枪从河沟前沿撤到后方一百五十米处的一处坡地上，步兵在河沟与坡地之间的开阔地带重新组织防线。
  这个过程很艰难——既要防止老百姓衝上来，又要防止萨莱的嫡系趁机穿插。
  战士们用身体挡在老百姓面前，高声喊著“放下武器”“我们是来帮你们的”“別给萨莱卖命”，有的人嗓子都喊哑了。
  但没用。
  扛炸药包的男人根本不听，他们被身后的督战队逼著往前推，有的已经处於半疯癲状態，看见穿军装的就扑上来拉引线。
  一声接一声的爆炸在河沟前沿响起，炸起的泥土和血肉糊了战士们一身。
  第一波衝击下来，二营伤亡了二十多人，一营伤亡了十几人，几乎所有伤亡都是被老百姓拉响的炸药包炸的。
  萨莱的嫡系趁机从两翼包抄，用机枪封锁河沟两侧的通道，把退路截断了。
  撤退变成了溃退。
  二营在河沟后面的坡地上组织了三轮防御，每一轮都被衝散了。
  不是敌人太强，是扛著炸药包的老百姓太多，打不得，骂不听，拦不住，挡了前面的，后面的又衝上来。
  上午十点，第一道防线丟了。
  中午十二点，第二道防线也丟了。
  下午两点，恩加伊在第三道防线的指挥部里接到报告:
  萨莱的人已经占领了河沟，正在向前沿阵地的两翼迂迴。
  如果两翼被包抄，第三道防线也守不住，那么整个班吉以北的防线就要全部崩溃了。
  拉莫尔站在地图前，手指点著几个正在標註的红箭头。
  “萨莱学聪明了，不用他的人正面冲，用老百姓当盾牌。
  他的人从两翼包抄，避开我们的机枪正面。”
  他向恩加伊报告伤亡数字:
  阵亡的数字还在统计，但伤员已经快把野战医院挤爆了。
  更糟的是，弹药消耗得太快，机枪子弹已经用了一半，步枪子弹也只剩下两个基数。
  恩加伊望著墙上那面红旗，沉默了很久。
  “还能撑多久？”他问。
  “最多三天。”拉莫尔说，
  “弹药不够了，人也累了，战士们连著打了几天没合眼。而且……士气也开始低落了。”
  恩加伊知道“士气低落”意味著什么。
  不是战士们不勇敢，而是当他们看见那些扛著炸药包衝上来的老百姓时，当他们看见那些抱著孩子的妇女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时，当他们看见自己的战友被老百姓拉响的炸药包炸死时，他们心里在问一个问题——我们保护的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拉莫尔低声说:
  “萨莱这一手，够狠。”
  “他打中了我们的七寸。”恩加伊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不能对人民开枪。他知道我们不能，所以他用人民来打我们。
  我们退，他就进；我们撤，他就追；我们犹豫，他就包抄。
  他把我们的原则变成了我们的弱点。”
  “那我们怎么办？总不能一直退吧，再退就退到班吉城下了。”
  恩加伊没有回答。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拿起那部直通前线的电话。
  “一营吗？我是恩加伊。让所有连队的指导员来开会。”
  下午四点，前沿阵地。
  十几个指战员挤在半地下的指挥部里，恩加伊站在他们面前，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在想，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那些帮著萨莱打我们的人。
  你们在想，我们的战友被老百姓炸死了，我们还要不要保护老百姓。
  你们在想，我们坚持原则，原则能不能救我们的命。”
  没有人说话。
  恩加伊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
  “这些问题，我也在想。
  从今天早上开始，一直在想。到现在，我没有答案。”
  他把烟夹在指间，望著那些疲惫的、满是尘土的脸。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对老百姓开了枪，我们就不是人民的军队了。
  如果我们不是人民的军队，我们和萨莱有什么区別？
  和殖民者有什么区別？
  和那些拿枪逼著老百姓送死的人有什么区別？”
  “萨莱为什么能逼著老百姓给他当炮灰？因为他手里有枪，他能杀人。
  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老百姓开枪？因为我们手里也有枪，但我们的枪是用来保护人的，不是用来杀人的。
  这就是区別。这个区別，比一个阵地、一场仗、一次胜利都重要。
  因为这个区別，才是我们和萨莱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这个区別，才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愿意相信我们的原因。
  因为这个区別，才是我们最后能贏的理由。”
  他望著指导员们。
  “这些话，说给战士们听。一个字不漏地说。
  告诉他们，坚持住。再熬一熬。援军已经在路上了。”
  当天夜里，恩加伊独自坐在指挥部里，面前摊著一张从非洲地图。
  地图上標註著德法顾问们根据各方情报推演的萨莱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补给线、退路。密密麻麻的箭头和標记，全是纸面上的推演。
  可到了真正的战场上，萨莱根本不按推演来。
  他把老百姓推在前面，自己的人跟在后面，用最简单、最原始、最残酷的方式，把纸面上的所有计算都碾碎了。
  “黑猫有黑猫的道，白猫有白猫的道。”
  恩加伊喃喃自语，
  “韦格纳同志，你说过，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不同的革命方式，可萨莱这个混蛋，也算是当地的『特殊情况』啊，他这辈子不干人事，专干这种下三滥的东西。”
  窗外，前线的枪声一阵紧过一阵。
  萨莱的人还在不断往前沿阵地施压，用机枪、用迫击炮、用老百姓——用什么都要把人往前推，把他们从这道防线上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