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明显就是一个假身份。“
  莫罗在案情分析会上说，
  “整套身份是造出来的。
  一个带著房子和钱的中年寡妇，在革命后最混乱的那段时间里趁户籍系统更新换代的时候落的地，然后建了一个空壳组织，用合法的、甚至被鼓励的名义去招募成员。“
  那名深棕色头髮的女人——调查人员开始叫她“二號联络人“——之后的行动轨跡被跟踪了大约一周。
  她每周出门两到三次，去不同的地方：
  一次是蒙马特的一间咖啡馆，跟三个年轻女人坐了一个下午；
  一次是圣日耳曼大道的一家书店，跟另一个女人碰面，交接了一只信封；
  还有一次是在卢森堡公园，坐在长椅上跟一个穿著体面的中年男人说了二十分钟的话。
  跟踪人员拍下了她接触的所有人的面孔。
  莫罗把照片放大后跟近半年九起报案中那些涉事女性的登记照片逐一比对——没有直接匹配，但有两张面孔的轮廓跟报案记录里描述的特徵非常接近。
  这时候另一条线索也浮了出来。
  调查人员在调阅互助会成立以来的经费记录时，发现了一笔来自“妇女国际联合会“的匯款。
  这个联合会总部设在日內瓦，自称是一个跨国的妇女权益组织。
  但內务系统通过德国那边的协调渠道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妇女国际联合会“的资金来源极其模糊——名义上来自私人捐赠，但追踪下去发现有一个反覆出现的匯款节点，在瑞士洛桑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该所的三名合伙人中有两人曾经为法国流亡政府处理过资產转移业务。
  莫罗在得到这个信息的当天晚上没有回家。
  她在办公室坐到凌晨，面前铺著一张大大的关係图，上面用铅笔连了密密麻麻的线：
  巴黎妇女互助会 → 伊莎贝尔·杜瓦尔 → 二號联络人 → 九名涉事女性 → 十一名被举报的外籍建设人员 → 妇女国际联合会 → 洛桑律所 → 法国流亡政府的资產通道。
  她在那条线的末端打了一个问號。
  然后又在问號后面加了一行小字：
  “目標：只是钱，还是別的？“
  隨著调查的深入，另一件事也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个组织的所谓“妇女平权“理论，跟政府在革命之后推动的真正性別平等政策，完全是两回事。
  互助会对外宣称的“维护女性权益“，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另一套东西。
  调查组审讯了其中一名涉事女性——一个叫阿黛尔的年轻女人，她在十月上旬被找到的时候正在巴黎南郊一家洗衣店打工。
  她起初什么都不肯说，但莫罗亲自跟她谈了两个多小时，她终於断断续续地交代了一些事情。
  她说她是在去年冬天被互助会招募的。
  招募她的人是个很体面的女人，请她喝了咖啡，跟她讲了一番话。
  那番话的大意是：
  女人不应该像男人一样在工厂里流汗、在工地上搬砖，女人的价值在於美貌、温柔和魅力，男人天生应该供养女人，女人只需要打扮自己、让男人心甘情愿地付出就行了。
  互助会会给她们介绍“合適的对象“，都是高收入的外国人，出手大方，跟这些人交往，她们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不用再干体力活。
  “我当时觉得很对。“
  阿黛尔低著头说，手指绞在一起，
  “我从小在工厂长大，十六岁就开始干活，手粗得不像样子。
  那个女人说，你不用再这样活下去了，你值更好的。
  我就信了。“
  从那之后，她跟一个德国来的工程技师交往了三个月，每个月从他那里拿到的钱比她以前在厂里干半年还多。
  她给他买过领带、请过饭、陪他看过电影——当然都是用他给她的钱。
  她以为这就是互助会说“女人应该过的生活“——打扮好自己，让男人心甘情愿付出。
  直到那个德国技师有一天提到了结婚的事，她慌了，打电话给互助会的联络人，对方第二天就给她安排了一次“分手演练“，教她怎么说、怎么说能不让对方纠缠。
  “分手之后呢？“莫罗问。
  “之后联络人让我搬了家，换了个地方住。她说继续留在一个城市不安全，让我去里昂待一段时间。“
  阿黛尔说，
  “我在里昂待了一个月，又接到新的安排，让我回巴黎找另一个人——一个西班牙人。“
  “你去了吗？“
  “去了。“
  阿黛尔的声音低下去，
  “因为我找不到別的工作。互助会让我做的事很丟人，但我做了一次之后，就没办法回头了。
  再去工厂干活，那种生活我受不了了。“
  莫罗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做过几次？“
  “四次。四个不同国家的人。“
  阿黛尔抬起眼睛，
  “但我没害他们。我只是花了他们的钱。
  他们不会缺那点钱，他们都是支援建设的，工资比法国人高。
  我没有拿过任何人的秘密，也没有问过他们的工作內容。互助会只让我花钱。“
  “互助会还让你做过別的吗？“
  阿黛尔犹豫了一下。
  “有一次，一个联繫人给了我一张表。
  上面有一些问题——比如那个人平时跟什么人见面，聊什么內容，有没有提过回国时间，对法国政府的看法怎么样……她说隨便填填就行，不用太认真。
  我填了，但我是瞎填的。
  我不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只是想拿钱。“
  莫罗合上了笔记本。
  “你今晚先住在这里，会有人给你安排地方。明天我们再谈。“
  阿黛尔被带出去之后，莫罗一个人坐在审讯室里，把刚才的对话从头到尾过了一遍。
  她的手指在桌面上画了几圈，然后拿起电话拨了雷诺办公室的號码。
  “雷诺同志。我这边有了进展。
  组织的结构基本清楚了，下面干活的女人对上层的事情知道得不多，她们只是执行层。
  但有一件事我们需要留意——“
  她把阿黛尔最后那段话复述了一遍。
  “她们在收集目標对象的情报。
  工作內容、人际交往、政治態度、回国时间——虽然执行层的人不完全明白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但上面的人在收集这些信息。“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雷诺的声音传过来：
  “那就是说，这个组织背后的目的，不只是钱。“
  “恐怕不只是钱。“
  莫罗说，
  “钱是明线。暗线是什么，我还在挖。“
  莫罗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
  灯光照在墙上那些泛黄的旧文件柜上。
  莫罗想起革命刚胜利那会儿，巴黎街头到处都是庆祝的人群，政府贴出的告示上写著“平等、自由、博爱“——然后这些字被粉刷在每面墙壁上，被印成传单发到每个人手里，被写进各种新颁布的法律条文里。
  但莫罗现在才发现，有人正在用那些美好的词做壳，壳里面装的是另一套东西。
  莫罗拿起铅笔，在关係图的最上方加了一行字：
  “资金源头与情报需求端。双重目的。“
  然后在这个题目下面画了一道重重的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