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五號。瀋阳。烧烤店。第二顿酒。
  孙经理来了。比上回还早。带了个人。影院的会计。姓刘。瘦。戴个老花镜。
  王先农点了六盘肉。四箱啤酒。
  孙经理第一瓶还没喝完。就拍上王先农的肩膀了。
  “老王。你这人实在。上回那顿酒。我回去想了想。你们要拍文艺片。我帮你发。北方六省。我说句话。哪家影院不给排片？”
  王先农给他倒酒。“孙哥。仰仗你。”
  孙经理喝了一口。指著旁边的会计。“老刘。把本子拿出来。让王老师看看。咱们影院的实力。”
  会计从包里掏出一个蓝皮本子。比上次那个厚。
  翻开。第一页。收入匯总。
  按月。按影院。按片子。分得清清楚楚。
  实际收入一栏。红笔。上报收入一栏。黑笔。
  两行数字。差三倍。有的差四倍。
  王先农往前凑了凑。看。
  孙经理站起来去洗手间了。
  会计也跟著去了。
  桌上就剩刘浩和王先农。
  王先农抬头。看了刘浩一眼。
  刘浩把啤酒瓶往左挪了挪。打火机露出来了。镜头正对著蓝皮本子。
  王先农翻页。一页一页翻。每翻一页。停两秒。
  刘浩按打火机。连按三下。不鬆手。没声。
  翻了十二页。
  厕所那边传来冲水声。
  王先农把本子合上了。放回原位。
  孙经理回来了。擦著手。
  “看了没？够意思吧？”
  王先农笑。“孙哥。厉害。”
  孙经理坐下。又喝了三瓶。话更多了。
  “你们不知道。胖哥现在牛逼大了。六省二十三家影院。全听他的。排啥不排啥。一个电话。他说过年排什么。大年初一全北方放一个片。垄断。”
  刘浩递烟。“这么大的盘子。税务局不查？”
  孙经理摆手。“查什么查。票都是自己印的。国家发的那种有税控码的。我们根本不用。进来一卷。用一张撕一张。撕完了。存根烧了。谁查得著？”
  “那存根呢。”
  “以前烧。嫌麻烦。现在直接扔垃圾站。那破玩意儿谁翻。”
  刘浩把菸灰弹了弹。没接话。
  王先农上衣口袋里的钢笔。灯光底下。笔帽上那个小孔。朝著孙经理。
  顺时针。早就拧上了。
  ——十二月六號。上午。
  刘浩一个人出来了。
  没去影院。去了售票窗口。排队。买了张票。五块钱。
  拿到手。看了看。
  白纸。手工裁的。上面盖了个红章。“瀋阳某某影院专用”。
  没有防偽水印。没有税控码。没有国家统一票据编號。
  不是废旧票根。就是白纸印的。
  刘浩把票揣兜里。
  出了影院。往后走。绕到后巷。
  垃圾桶。两个。绿的。金属的。没锁。
  他掀了一个。里面全是碎纸片。
  蹲下。捡了几片。拼了拼。
  国家统一格式的电影票。有税控码的那种。被撕成四瓣。扔了。
  票面上印著场次。座位號。票价。十五块。
  卖出去的票是五块。国家制式票面价是十五块。差的那部分。不入帐。
  但存根没烧。就扔在垃圾桶里。
  刘浩从兜里掏出一个塑胶袋。捡了一把碎票。装了。封口。揣好。
  站起来。往外走。
  ——十二月六號。下午两点。
  刘浩跟了一辆车。
  影院后门。每天下午。有一辆灰色麵包车来。车牌用泥糊的。看不清號。
  他在街对面蹲著。抽了半包烟。
  麵包车停在后巷。两个人下来。搬箱子。往影院地下室搬。
  不是胶片盒。
  纸箱。封著胶带。大號的。重。两个人抬一个。
  搬了十二箱。
  麵包车走了。
  刘浩没跟车。等天黑了。绕到后巷。找地下室的入口。
  一扇铁门。锁了。旧锁。掛锁。
  第二天下午。麵包车又来了。
  这回刘浩没蹲街对面。去了垃圾清运站。
  影院的垃圾归西区三號站处理。他给环卫工塞了两百块。进去了。
  翻。
  翻了半个小时。
  找到了。
  一堆碎票根。国家统一制式的。成捆的。用橡皮筋扎著。有的撕了。有的没撕。
  票面金额。十块。十五块。二十块。
  每一张上面都有场次。日期。座位號。
  他蹲在垃圾堆里。数了数。光这一批。三百多张。
  影院上报给院线的日均票房。八十张。
  三百多张。四倍。
  刘浩把这批票根全装进塑胶袋。又拿出打火机。对著票根上的数字。连按三下。拍了。
  ——十二月七號。凌晨两点。
  王先农一个人出去了。
  去了影院后巷。
  地下室那扇铁门。还是锁著。
  他没撬锁。绕到侧面。通风口。一个半米见方的铁柵栏。螺丝鬆了。拧了三颗下来。
  人瘦。挤进去了。
  里面黑。手电筒打开。
  不是胶片仓库。
  纸箱。堆了上百个。
  他拆了一个。里面装著电路板。旧的。拆过的。零件缺了一半。
  又拆了一个。录像机外壳。塑料的。有划痕。
  再拆一个。电源適配器。一堆。杂牌。插头是欧標的。
  角落里。靠墙。码了两排大箱子。上面贴著標籤。英文的。日文的。
  发货地。东京。大阪。汉城。
  品名。recycled electronic components。
  电子垃圾。翻新件。
  从海外走私进来的。用影院后巷的物流通道倒手。
  王先农把手电筒夹在腋下。掏出打火机。对著標籤。连按三下。拍了。
  又对著箱子里的电路板。拍了。
  对著整个地下室的全景。拍了。
  从通风口钻出来。螺丝拧回去。
  ——十二月八號。早上。
  平房。两张床。一张桌子。
  刘浩和王先农把东西摊开了。
  录音带。两盘。钢笔录的。
  打火机里的胶捲。两卷。
  塑胶袋。三个。碎票根。整票根。
  刘浩拨了北京的號。
  “红旗哥。活干完了。东西全拿到了。”
  “说。”
  “两本帐。一本蓝皮的。按月按院分的。实际收入和上报收入差三到四倍。录音有孙经理自己说的。拍了十二页核心数据。”
  “还有呢。”
  “影院卖的票全是自己印的。没有税控码。国家制式票撕了扔垃圾站。我捡了一批回来。三百多张。够做比对的。”
  “还有。”
  “影院地下室。不是胶片仓库。堆著上百箱电子垃圾。从日本和韩国走私进来的。翻新录像机配件。標籤。照片。都拍了。”
  电话那头。三秒没声音。
  “带回来。坐火车。別坐飞机。东西分两份。你拿一份。先农拿一份。不坐同一班车。到了北京。先去后海。不要回家。”
  “明白。”
  掛了。
  ——十二月十號。北京。后海。际华集团。
  张红旗把东西分了。
  两个牛皮纸档案袋。
  第一个。蓝色標籤。偷漏瞒报票房。录音。照片。票根。帐册复印件。
  第二个。红色標籤。走私电子垃圾。照片。標籤。地下室全景。
  两个袋子。封口。盖章。锁进保险柜。
  刘浩站在旁边。“红旗哥。这些东西什么时候用。”
  “不急。”
  “那——”
  电话响了。张红旗的手机。
  拿起来。看了看號码。瀋阳区號。
  接了。
  “张总。我王胖子。”
  “王老板。”
  “张总。商业区的事。我想跟你再谈谈。”
  “谈什么。”
  “际华影城建好之后。排片系统。我想接进来。跟我北方六省的院线联盟併网。统一调度。你们的影城放什么片子。放几场。我这边一块排。”
  张红旗拿著电话。站在窗前。
  院子里那棵大槐树。光禿禿的。
  “王老板。这个事。容我想想。”
  “別想太久。张总。年底了。赶趟。”
  掛了。
  张红旗把手机放下。
  转头看了一眼保险柜。
  两个档案袋。一蓝一红。